2023年10月15日，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建校67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作者撰写此文回忆她与母校的点点滴滴。

  2024年9月将是我们入学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40周年，今年5月我们班同学在龙潭湖公园聚会时，学兄冯家驳建议我写写当时的事情。岁月如梭，往事如烟，作为学生我们都是小人物，提到的也是平凡小事，但是我还是想从珍藏的记忆中，回忆我们年轻时的读书生活、师长们的勤勉治学、同学们的朝夕相处，纪念那个年代的大学风气，留下时代的印记。

  干部专修科，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产物。1976年粉碎“”后，国家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始做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于工作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了一批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到企业和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工作，其中不少人成为了生产管理骨干，甚至有人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是由于特殊历史时期，国家正常吸收、录用干部的制度被废止，这些人的工人身份始终没有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干部队伍管理的正规化，国家采取了在各大专院校设立特殊一科，即干部专修科的措施，让工人身份的干部，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在接受学制二至三年的全日制教育后，成为国家正式干部。

  1980年8月，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举办干部专修科和干部培训班暂行办法的通知》（[80]教计字257号），要求高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承担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举办干部专修科的任务。招生工作从1980年底开始，与大中专院校正常招生一并进行，另出考题，考试录取。选调人员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具体负责。

  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经济学院开始举办干部专修科。1983年，从本校中层干部中选拔了一批“以工代干”年轻人举办了专修科。1984年，劳动经济系受人事部和劳动部的委托，举办了“劳动经济”专修科，来自全国各省级单位的百余名劳动人事干部进入经院学习。安全工程系受物资部的委托，举办了“劳动保护”专修科，来自全国各省级单位的32名劳动保护和锅炉检验的技术干部进入经院学习。计划统计系受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委托，举办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修科，来自北京市政府以及北京市计经委下属单位的32名同学，经过组织部门推荐和文化考试，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统计专业学习。

  1986年5月我们毕业前夕，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特地下发了（86）京计科字第273号文件，为对口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干部专修科毕业生工作下发了通知，就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命运。

  我们班——北京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修科（84级）（简称“统计干修班”），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历届毕业班当中，是个极其普通的班。与其他班相比，我们班有两个特点：

  首先，我们是1984年计划统计系（后更名为统计学系）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干修班学生，课程设置是时任系主任刘厚甫教授根据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指导意见，根据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国外统计学科相关课程制定的，与国际接轨。若干年后，我曾几次到西方国家参加统计专业培训，外国专家讲述的统计理论及其统计软件运用，我都能听懂并与他们交流，从心底里感谢在北京经济学院受到的教育。

  其次，“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是热门专业，分配的去向是国家机关宏观经管部门，我们班同学也为自己所学的专业而自豪。

  1984级统计干修班毕业照。前排左3为作者、左4为老师袁向南、左5为系党总支书记王骏

  统计系领导对干修班的管理很看重，在红庙校区新竣工的4号教学楼一层，为咱们提供了一间阳光明媚的专用教室。相比之下，其他系干修班就没那么幸运了。诸如，劳经系干修班上课没有固定教室，根据学科的不同，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中流动上课，每天上课要抢占座位，中午四处打游击找地方休息。所以他们非常羡慕统计系干修班，说他们是后娘养的孩子，没人关心关照。

  统计系领导还给我们班委派了一位班主任，是位当年毕业留校的女教师，叫周建蓉。她的职责就是全面负责和管理干修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周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在我们报到前，根据其他班的经验，从学生名单中挑选了两位同学担任临时班长。男班长选定了刘凯，他来自于北京市税务局，是位帅气腼腆的小伙子。女班长选定了李然，来自于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她高考成绩全班第一，说话轻声细语性格比较内向。开学那天，当班主任站在教室讲台前，大声地向同学介绍两位新班长时，台下并没有掌声，而是一阵骚动，大家议论纷纷。

  作为一个全新的班集体，班长的领头羊作用太重要了。首先他要具有凝聚力，能团结班委，搞好班级建设。其次他要具有领导力，总体负责班级工作。再有他要具有组织能力，发挥联系学校、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完成系里交给的各项任务。最后他还要有协调力，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班长的自身能力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班级的运转效果，以及班级的凝聚力。

  “临时班长”不被全班同学认可，实际是班主任没有工作经验。管理干部专修科不同于管理新入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后者对老师的建议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不同意见，前者则不然，他们工龄都在五年以上，大多数在农村插过队、在工厂做过工，社会阅历丰富，有的还担任过领导职务，组织能力强，说话具有号召力。同学们认为“临时班长”年纪太轻，遇到事情难以发挥带头人的作用。

  在征得班主任的同意后，同学们决定民选班长，推选出班委会成员五人。其中班长邢荣立，老中专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副班长李春生，老中专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学习委员吴会斐，老高中66届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宣传委员李文顺，老初中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工程机械工业公司。生活委员黄培，老初中毕业生，来自北京西城地区运输公司。

  在班委会的领导下，同学们又选出各小组组长，全班32人分为3个小组，第一组组长孟繁鑑，老中专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市园林局。第二组组长陈泽逵，老高中67届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市水泥工业公司。第三组组长于世华，老初中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市矿务局。

  民选班长的事情过去不久，班主任周老师就接到美国某大学发来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辞职到美国念书去了。统计系再没有给我们班指派班主任，管理工作由时任系党总支副书记马平老师直接负责。班集体或者同学们有什么样的事情，直接找马老师反映和解决，所以我们班同学与马老师的关系非常好。

  劳经系干修班对这件事也有些反映，他们开玩笑地说：“统计干修班由系领导直接管理，遇上问题能及时解决，太幸运了！这进一步说明，你们班是亲娘养的。而我们班呢？同学们平日见到班主任都很难，更别提见到系领导了。遇到事从发生到解决，黄花菜都凉了！”我们班同学很谢谢系领导对我们班的关照。

  1984年计划统计系成立后，根据北京市计委对统计干修班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中专门安排了多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目的是通过两年的学习，把学生培养成拥有非常良好的数学基础和统计理论知识，掌握统计应用技能和技术，动手能力强的专业人才。

  学习统计学需要打下扎实的数学基础，干修班的高等数学课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与线性规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对于接受过正规中等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这些课程是循序渐进，难度不大。而干修班同学则不然，其中50%的同学在校期间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中等教育，数理化基础参差不齐，为高等数学授课带来了难度。

  统计系领导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求各教研组选派富有教导学生的经验的教师为我们班上课，有的还是系领导亲自挂帅。他们的授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教学效果很好。

  给我们班讲高等数学（微积分）的老师，叫陈承萱，40多岁，个头不高，精力充沛，嗓音洪亮。据说他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就开始任教，曾给1977-1979届的学生上过课，对我们这种水平的学生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导学生的经验。他上课的特点是：课前准备充分，授课条理清楚，课堂中喜欢与学生互动，不断提出问题，牵着同学思路走，最后捋出本节重点，授课方式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完成作业是巩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途径。与中学不同，一般大学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老师是不收作业的。每天上课前，数学课代表朱静同学把前一天老师布置的作业答案和解题步骤贴在黑板侧面的墙上，同学们挤在黑板前自己对答案。

  陈老师一般会提前到教室，向学生了解学习情况。有的同学反映跟不上教学进度，有的同学反映书上练习题太难不会做。课后他会主动留下来做答疑辅导。教学两周后，他对我们班进行了一次摸底测验，看到同学们的数学基础实在太差，主动给我们补课两次。后来他说：“光我讲不行，你们必须自己做题。”当时社会上没有买《高等数学习题集》的，他在黑板上写出很多道题，要求两周内完成。在大家抄题时他说：“做完这些题，你们的高数就基本过关了。”同学们学习兴趣高涨，下课抓紧时间做题，不懂就问，相互切磋，浓浓的学习气氛笼罩着全班。学习委员吴会斐还组织同学互帮互学，重点帮助学习差的同学，大家都按时完成了作业。

  就在同学们感觉应该喘口气好好歇歇之时，陈老师在黑板上又列出很多道题，告诉我们说：“做完这些有挑战性的数学题，才算彻底掌握了高数的解题技巧。”有的同学开始叫苦连天，发牢骚说老师不断地加码，不知道要到何时？做题的积极性也减弱了。陈老师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每天上课前问道：“还有多少同学没做完题？”哪位同学也不想成为最后交作业的人，下课如饥似渴地拼命做题，遇到难点相互讨论……过了一段时间，全班同学的脑子似乎都开窍了，做题速度慢慢的变快，解题方法慢慢的变多，圆满地完成了作业。

  期末考试，全班微积分平均分在80分以上，陈老师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我们说：“学好微积分主要是大量做题，题做多了解题方法就多，没有捷径可走。”他停顿一会儿继续说：“其实作业量，最初我就拟定百余道题。但是一次性布置下去，会影响同学们的积极性。而分批分期地布置，同学们不但有自信心，而且学习效果也好，这是我多年教学摸索的经验。”大家就此非常敬佩陈老师，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班的政治经济学课（资本主义部分）是在4号楼阶梯教室上的。为什么在那里上？因为是大班课，四个班级的近200名学生一起上课，当时只有阶梯教室才能容纳那么多人。

  当年大班教学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中国也如此仿照。改革开放后随着高校恢复招生，许多院校以大班授课的方式来解决师资相对稀缺的问题，授课人数少则五十人、多则上百人的课堂屡见不鲜，而200人的课堂算是凤毛麟角，对授课老师是严峻的考验。

  大班教学，要求老师具备更广更深的理论功底以及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求老师具有更高的驾驭课堂交流、控制授课节奏的能力，上课时要有号召力、感染力和激情，在讲台周围形成一定的磁场，将同学的兴趣和注意力吸引到互动教学中来，不断给予学生新的引导和启示。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它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经济理论，具备极其重大的作用。作为专修科的学生，上学前我们在原单位都接触过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不系统、不深入，同学们都很看重这门课。另外，与其他三个班的同学在一起听课，他们的水平如何？上课的状态如何？能否借鉴到他们的学习方法？我们都很期待。

  当年，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归属经济系，授课的两位女老师都是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分别是教研组组长和副组长，从她们授课时挥洒自如的状态看，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导学生的经验，可惜我忘记她们的姓名，只好用职务称呼了。

  教研组长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讲课时侃侃而谈，节奏张弛得当，开课不久就抓住了全体同学的注意力，台下只有写笔记的刷刷声音，同学们都沉浸在课堂的教学中。那时学校还没安装多媒体教学设备，麦克风的音响质量也差，她讲课全凭嗓子吼。阶梯教室那么大，坐在后面的学生有时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所以上课前抢占前排座位也是一道风景。教室大门一打开，同学们蜂拥而入，他抢座，你占位，熙熙攘攘场面热闹。我也抢过一次座位，不小心还把胳膊碰破，感觉得不偿失，以后再没有抢过。

  近200人的大教学班，上课时学生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营造一个井然有序并且生气勃勃的教学课堂秩序，是所有学生的迫切愿望。课堂上除了统计班的32人，还包括劳经系专修科的100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劳动人事部门，入校后分为两个班，学习态度比我们还刻苦认真，为了更专注地听课，教室前八排的正座几乎全被他们占据。上课时他们保持着高涨的学习热情，积极与老师互动，主动提问的次数也比较多，深受老师的喜欢。阶梯教室里剩余的那40多名学生是本科生，相比之下，上课时他们都蔫蔫的从不提问，也不与“老同学”争抢座位。“老同学”是他们对专修科学生的统称。

  政经课上了近一个月，同学们与教研组长也熟悉了。在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堂课上，教研组长与同学们告别说：“下个月，这门课将由另外一位老师讲，她是我们教研组的副组长，讲课也非常吸引人，希望同学们喜欢她。”

  阶梯教室里立刻乱了起来，同学们都感到很意外，劳经班的几个同学马上站起来提出反对意见说：“老师的政经课讲得这么好，为什么中途突然换人？是老师下个月出差？还是另有其他任务？或者是身体有病？……”一连串的提问让教研组长哑口无言，只好吞吞吐吐地说，这是教务处的安排。

  下课后，劳经班派代表去教务处表达了不换老师的要求。教务处回答说，是为了考核教师“教学工作量”而特意安排的。后来我们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两位老师本应分别承担两个大班的教学任务。其中：每个大班包括两个班级。但是学校大教室安排不开，教务处只好把四个班级集合在阶梯教室由两个老师合教，每个人讲半个学期，以便完成教学工作量。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也是借鉴外校的经验，据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国文课，就由多位老师合教，每人讲课两周。

  国庆节后的政经课，由政经教研组副组长接着讲。她中等个子，体态较胖，面容慈祥，上课后她先用柔润的声音与同学们做沟通，说道：“大家已经习惯了组长的讲课方式，突然换了个人、换了授课方法，大家肯定不习惯。不过同学们不要着急，我将努力地按照你们习惯的授课方式讲课。我先讲一堂课，课间休息时征求你们的意见。我想，经过四五堂课，你们也会喜欢我的教育学生的方式。”

  副组长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大家，同学们的情绪从质疑变为期待，学习兴趣再次点燃。她讲课特点：一是语言通俗，二是重点突出，三是多举案例，针对干部专修科知识面宽、社会经验多的特点，结合政经理论详细分析案例，使大家很快地就掌握了知识要点……还没到四五堂课，同学们就喜欢她的讲课了，甚至感觉教学互动效果更好。这说明，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的特点，从学生的主体需要出发，不断地探索总结，大班教学可以和小班教学收到同样好的效果。期末考试，我们四个班的成绩都良好，老师和学生双双满意。

  此后，我们在阶梯教室又上过几门大班课，比如会计学原理、工业经济管理概论等，每次都是统计干修班与劳经两个干修班一起上课。学生人数少了，课堂教学氛围没那么热闹了，再也没发生过值得记忆的故事了。

  在现代社会，除了高等数学以外，线性代数与线性规划是应用最广泛的数学学科了。在第一学期顺利通过“高等数学”考试后，第二学期我们又向另一门难学的课程“线性代数”进军。

  由于有陈老师的模范教学模式，同学们都期望线性代数老师也能如此，但是一个班级不可能总那么幸运。教我们班线性代数的老师，是位刚从厦门大学调过来的年轻男老师，典型的南方人长相，说话随便。他告诉我们说，他亲戚是某大机关的领导，这次调动到北京工作，本应到某著名大学任教，但是没有进京指标，不得不委曲求全来到北京经济学院任教。他还说，他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来自于他的母校，他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的。所以他上课铃响走进教室，滔滔不绝地讲课，从不与学生互动，下课铃响走人，也不给学生答疑。同学们提过意见，希望遇到作业难题时能找到他问询，但是无果，同学之间互教互学自己解决了。

  转眼间，半个学期过去了，线性代数课程学过了一大半，平日老师留的作业也不多，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同学们的自我感觉并不好，存在着隐隐的焦虑。

  “线个部分：行列式，矩阵，向量，线性方程组，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二次型。线性代数整体感很强，每一章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交织的考点很多，考试非常容易就出线性代数的综合题。但是线性代数相对于高等数学和概率论，又是最简单的，虽然概念多，但是并不难，所以非常容易就能学得好，运用好。”这段内容来自于网络，是我为了撰写本文找到的。它指出了考试方式，可是当年我们班没人知道。

  期中考试时，老师出了一道线性代数的综合题，从头到尾，围绕着一个大大的问题提问与解答。它的特点：把所有章节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交织提问。即第一题提出问题后，第二题根据第一题答案提出第二问……以此类推，直至第八问。全部考题融会贯通，相互交织，一气呵成，目的是考核学生对全部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次考试考了足足两个小时。由于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考题，任何一个人都很紧张，出考场后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第二天，老师在课堂上公布了考试成绩，他是这样说的：“这次期中考试，咱们班的成绩很不好，全班只有6人及格，剩下的26人全不及格，我从来就没教过这么差的班级。为了照顾不及格同学的面子，我只公布及格同学的姓名，他们是……”面对老师的话语，教室里一片哗然，有位女生当即失声痛哭，几位女生默默地流泪，平日数学好而这次考试成绩沦陷的男生则愤愤不平，认为判分方式不合理。综合考题模式有它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突出，即哪个计算步骤出现差错，最后结果必错，并不能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下课后，班委会马上组织全班同学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期中考试成绩不好是个警示，今后要改进学习方法，重点加强对六个部分的细节练习。第二，综合考题模式显现不出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希望期末考试不再用它。第三，向统计系领导和基础课部领导反映老师的教学问题。作为教师，教书应遵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有位著名教育家说过：“学校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装到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在进行心灵的接触。”希望老师提高责任感，采用更多的教学法，使教学任务执行下去。

  我们班的期中考试结果也惊动了统计系和基础课部领导，基础课部找任课老师谈话，派老教师到班里听课，给他分析授课中存在的问题。此后，任课老师加强了课堂互动与提问环节，公布作业答案时增加了解题步骤，使同学们明白了自己错误出在哪里。我们班同学则通过举一反三地做习题，掌握了矩阵、方程组和向量的内在关系。期末考试时全班成绩显著提升，没再次出现不及格的现象，我的期末考试成绩93分，这门课终于圆满结束。

  1984年计划统计系成立时设有三个教研室：部门统计教研室、统计基础理论教研室和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系里给我们安排的专业课包括：统计学原理、社会经济统计学、计划经济学、投入产出核算、经济地理学、抽样调查技术与应用、经济预测与决策、计算机原理等。我们深知学好专业课是今后从事计划统计及其相关工作的重要性，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上课时全神贯注目不转睛。

  教授我们统计学原理课的老师，叫于兰坡，副教授，是系主任刘厚甫教授的夫人，他们是苏联留学时期的同学。于老师1953-1959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建筑工程经济学院学习，1959年回国，在国家建委建筑经济科学研究院工作。“文革”期间去了五七干校，后来调到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从事教学工作。1978年来到北京经济学院任教，1984年任计划统计系统计原理课的主讲教师。

  当年能派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都是天之骄子。1957年11月，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受毛主席和、彭德怀、乌兰夫、、等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于老师在授课时，会插入一些她在苏联学习时的感受，我们感觉挺新鲜的。

  作为留苏学生，于老师有扎实的统计理论功底，讲课时她将那些深奥的统计学理论分析得清晰透彻，使我们曾经觉得头疼的统计课程，开始变得“平易近人”。她在苏联生活六七年，虽然那时苏联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受欧洲几百年民间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诸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她思想开阔勇于接收新事物，不拘泥于当时的教科书，将一些西方统计理论融入我们的教学中，融入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每个方面，教给我们观察和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方法，使纷繁复杂的数字公式变成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工具。大家感觉听于老师的课，使学习统计变得事半功倍，很容易掌握。

  从解放之初到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统计学科深受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是我国统计学从拨乱反正到“大统计”，再到统计一级学科的建设时期。我的统计生涯恰好经历了这两个不同时期，见证了统计数据从保密到为社会服务的发展过程。于老师讲授的统计学原理课，为我从事统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于老师的另一记忆，是她第一天给我们上课的那天早晨。当时已经春暖花开，许多女生都换上了春装，当我们走进教室，看见坐在讲台前围着厚厚围脖、戴着毛帽子的于老师，都不禁“啊！”了一声，以至于忘记问候于老师了。男生们也没控制住自己，进教室与老师打招呼的方式是“啊！老师！您怎么了？”上课后，于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戴围脖和帽子的原因。“文革”期间她被迫下乡去了五七干校，由于农村缺医少药，她的气管炎由急性转为慢性，并引发头痛病，回城后也没能治好，所以必须终年戴着毛织饰品。于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课，始终没有摘下过围脖和帽子。

  开学一个月后的某天早晨，同学们走进教室后，又不约而同地“啊！”了起来，原来坐在讲台前的是于老师的先生刘厚甫教授（后来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大家小声地议论道：“今天是系主任给咱们讲统计课？”刘老师点头微笑地说：“于老师生病了，今天我来代课。”坐在后排的男生，平日上课总有些小动作，那天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课间休息时他们围拢在刘教授身边，求知若渴地提出很多问题……

  刘教授代课3-4次，有一次在讲述“累计法平均上涨的速度”的课上，刘教授介绍了一本统计工具书《平均上涨的速度查对表》，它是1978年刘教授在河北大学经济系工作时编著的。那时没有计算机，数据全部是刘教授和同事们用手工和计算尺计算出来的。我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后，在计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时，固定资产投资平均上涨的速度是按累计法计算的，一定要通过查表取得结果。每当我捧起那本工具书，都会想起刘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这本书伴随着我直至退休。

  按照培养计划，我们班的培养方向是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宏观经管的两门课程分别是计划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前一门课学的知识被淘汰了，后一门课学的知识被充分的利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金融不停地改进革新和发展，呈现出蓬勃之势。

  这门课是研究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及其经济关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的内在联系以及对外金融关系。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去探讨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综合平衡问题，利用经济杠杆和银行调节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

  当年给我们上货币信用学的老师，是财政贸易系（后更名为会计学院）的宋汝纪教授，北京经济学院著名教授，长期从事财政、金融、财会教学和研究，学识渊博、博古通今。曾执教于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海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是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上课时声调不高，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深受同学们的崇敬。

  当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体制，全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即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各类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尚未成立。所以那时，我们对宋教授讲述的利用国家财政政策、银行利率和各种金融管理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的理论并没有深刻认识。

  我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后，负责与国家计委（后改名为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综合部门联系，时常遇到一些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问题。每当这时，我就会向宋教授请教。他是资深的财政专家，学贯中西，多次为国家财政和金融改革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发展的新趋势有深刻的见解，社会影响较大。每有问询他都会循循善诱地解答，使我受益匪浅。

  宋汝纪教授1942年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在昆明昆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任教，是经济学家。1943年正月，他与浙江义乌老乡吴浦月在西南联大结婚，证婚人是校长梅贻琦，梅校长在日记里记载了这件事。吴浦月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妹妹，而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我外公郑天挺教授与吴晗是历史系同事，就此认识了宋汝纪夫妇。“文革”期间，吴晗教授因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遭到残酷批斗，含冤去世，宋教授一家也遭受多种磨难。改革开放后，宋教授的专业特长才得以发挥，吴浦月老师调到我校统计系任职。最近孔夫子旧书网上，正在售卖宋教授1942年5月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货币银行》，售价为5600元。是名人效应还是旧书笔记值钱？恐怕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在北京经济学院上学期间，共开设了20多门课，有的课程由于重要，分在两个学期由不同的老师讲授，所有任课老师在25人左右。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仅将记忆深刻的几位任课老师的故事写出来了。还有些课程，由于老师讲授过程臻于完美，同学考试顺利通过，反而觉得没什么可写了。

  四十年过去了，回忆大学那段时光，我们还记得部分当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们传播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支撑一生的动力和给养。

  讲授“经济统计”课程的老师黄书田，是计划统计系教授，她讲课时轻言慢语，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后来她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的称号。

  讲授“经济预测与决策”的老师林寅，是经济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当年他讲授的课程具有前瞻性，教我们运用计算机进行经济预测，拓展性的知识使我们眼界开阔，许多同学毕业后与他仍有联系。

  讲授“投入产出核算”课程的老师袁向南，是计划统计系副教授。袁老师讲这门课时，投入产出核算刚刚传入中国。那时中国统计还在执行苏联的统计方法制度，表示国家经济总量的统计指标是社会总产值，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使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并用投入产出框架分析经济中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据以调整经济结构的发展的新趋势。1996年我到美国学习投入产出核算时，见到投入产出法的创始人、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华西里·列昂惕夫（俄籍），他对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十分感兴趣。我告诉他，该方法已经广泛地运用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他特别高兴与欣慰。

  讲授“经济地理学”课程的老师崔家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的调干生（从1953年开始，凡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到高等学校学习的，称调干生），与我们专修科学生有相似的经历。崔老师个子不高，知识广博，授课时滔滔不绝，喜欢引导同学提问，然后孜孜不倦地解答，使我们收获满满。有几次课后，他感慨地对我们说：“经济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是由物质流、商品流、人口流和信息流，把乡村和城镇以及金融等联结在一起的经济活动。我讲课这么多年，你们班是与老师配合最好的班级。”他接着说：“学生在进入经济学与人文社会学交叉的学习阶段，专修科学生丰富的社会阅历优势就显示出来了，你们了解农耕生产、了解工厂运行、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状况，我讲课时就可以深入剖析某项经济活动在某地域进行的发展过程，你们还不断地提问请教，知识就这样学扎实了。”我到中央机关工作后，经常与各省（市、自治区）打交道，崔老师讲授的区域经济地理的内容都能用到。

  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程的老师朱伟奇，经济系教授，“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曾任教研室主任和经济系主任等职。朱老师口才极好，讲课时重点突出，通俗易懂。

  讲授“哲学”课程的老师朱开云，当年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他讲课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同学们特别佩服他的口才。

  讲授“会计学原理”的老师付磊，他给我们上课时刚留校不久，讲课即获得学生好评。后来任会计系教授，2009年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讲授“汉语与写作”课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姓名不记得了，有浓重的河南口音。据说他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讲课很生动，曾邀请过著名作家给同学们作过报告。作为统计系学生，写作这门课很重要，它能大大的提升统计分析能力。只是我在校时没意识到这点，作文成绩平平，工作后悔之晚矣。

  建设一个有凝聚力、有集体荣誉感的班集体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们班做到了。打造这样一个优秀班集体包括学习上互相帮助，遇到困难勇于探索，积极开展、踊跃参与集体活动，奉献爱心。

  当年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还是自带餐具，每人自备搪瓷碗和勺，装在自制的布袋里，俗称饭袋。饭袋大家都放在食堂洗碗池旁的公共碗柜里，碗柜高约2米宽约4米，由多列多层的木框隔开，每个框里可以塞进4-5个饭袋，同班同学的饭袋都放在相邻的几个木格中。

  当年红庙学生食堂的饭厅只有饭桌没有椅子，同学们吃饭时站着围成一圈，边吃边聊。饭桌有编号但是无固定主人，如果哪个饭桌被某班长期占用，约定俗成就成为该班的固定就餐点，每天中午我都会到我们班的餐桌吃饭。班委会也经常利用吃饭时间商量一些班务事，效率非常高。

  1984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北京要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1971年至1983年北京国庆节庆祝活动都以大型的游园联欢形式进行），学生们每天在学校大操场上紧张的排练、跳集体舞。政府搞隆重的庆祝活动，学校也不能落后，后勤部门宣布，国庆节前夕食堂举行会餐，赠送每人两个荤菜（猪肉炖粉条和四喜丸子）、一个素菜和一块月饼。在生活物资相对匮乏的80年代，猪牛羊肉和糕点全凭票证供应，学校为师生提供这么丰盛的节日会餐，大家欢天喜地。我们班委会当即决定，会餐那天把饭菜打室，邀请统计系领导和任课老师到我们班做客，师生共同欢度国庆节。

  然而好事多磨！作为生活委员的我，在盘点我们班放在食堂的餐具后，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原来餐具就没有完好无缺的，每个搪瓷碗都有磕碰，用这样的饭碗招待客人，太丢脸面了。

  正在同学们一筹莫展时，王小俊同学提出将家里珍藏的一套景德镇青花瓷套装28头碗碟餐具贡献出来，供全班会餐使用，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这套餐具在当年可是稀罕物，“文革”破除四旧时，青花瓷被归类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多年不允许生产，市场上很少见。这套餐具是王小俊的结婚礼品，除了结婚当天使用过外，一直被家人珍藏着，舍不得使用。所以王小俊一再叮嘱我：“小心使用，千万别打碎任何一件。”

  班委会做了安排，会餐那天早晨，我、张世娟和王小俊将餐具送到教室。会餐中午，有人去食堂打饭，有人在教室里摆放桌椅，有人洗涤餐具，有人去邀请老师……当统计系领导和几位老师步入我们班教室时，都被青花瓷餐具惊呆了，它们靓丽地摆放在课桌拼成的餐桌上，里面盛着食堂大师傅做的美味佳肴，教室盛宴使我们班的国庆节活动获得好评，其他班的同学也纷纷前来观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紧张的第一学期学习任务顺利完成后，我们迎来了1985年新年。为营造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活跃班级气氛，增进相互了解，班委会决定召开新年联欢会，给同学们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

  首先班长邢荣立代表班委会发表新年贺词，其次课代表向任课教师致辞，最后是娱乐活动。击鼓传花，绢花传到谁手里，谁就表演节目。李春生同学演唱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山河待后生”，高少杰同学演唱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唱段，董征同学演唱了歌曲《东方之珠》，盼望香港早日回归祖国。最后是猜灯谜，主持人读出灯谜，同学们举手抢答，结果张魁常同学包揽了大部分奖项，大家对其精准的答案报以热烈掌声。

  整个联欢会洋溢着一股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最后大家起立手牵手齐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青春啊青春》等那个时代的歌曲，为我们大学生活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85年春天，学校组织应届毕业生无偿献血。那时国家实行义务献血制度，将大多数献血指标分配给了单位，北京市献血的主力人群是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当时学生无特殊情况不献血，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统计系给干修班分配了两个名额。

  怎么完成系里布置的任务？同学们积极讨论，有些争议。最后是副班长李春生和团支部书记高少杰主动报名献血，奉献出大爱，圆满完成了任务，为班集体争了光。

  五四青年节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每年青年节期间，北京各大专院校都要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青年人当有所为。

  我们班怎么开展纪念活动？正在讨论时，北京新闻热播了一条消息。1980年6月，北京植物园的一个工人在清除香山樱桃沟旁的杂草时，发现沟旁的一块大青石上刻有“保卫华北”字迹。经查证，这四个字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爱国抗日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留下的。樱桃沟是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一二·九”运动时期联合举办夏令营，培训抗日骨干的地方。198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市团委和学联倡议，在樱桃沟抗日旧址兴建“一二·九”运动纪念亭，以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

  消息传来，时不我待，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的青年人，纷纷前往香山樱桃沟缅怀革命先烈。我们班也不甘落后，于五四青年节期间，在那里举行了“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的纪念活动。当时纪念亭还未建成（1985年12月9日建成），樱桃沟保存着原生态环境，溪谷深处曲径幽幽，水源头流淌着潺潺泉水，丰富的树种和植物吸引着同学们寻觅更多的野趣。最后在山间找到一小片空地，大家席地而坐开始野餐，享受着大自然的魅力，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青年节。

  上述集体活动是班委会和党支部组织的，要求全体同学参加。班里还组织过三次非正式集体活动，邀请同学们自愿参加。

  1984-1986年北京密云国际游乐场建成，占地43万平方米。设有翻滚速滑过山车、摩天轮、单轨列车等17项大型游乐设施，是当时北京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游乐场。那时从市区到密云没有直达公交车，副班长李春生借来一辆中型面包车，班里许多同学都参加了，还参观密云水库，在密云游玩了整整一天。

  1985年暑假，支部书记樊京陆组织同学到北戴河旅游四天，住宿在当年他当兵时的部队大院。当时中国人民裁军100万，减少军级单位30多个，师团单位4000余个，樊京陆当兵的原部队被整编，部队营房空着，用来招待与部队有关的人员。白天部队军车把我们拉到海边玩，晚上接回军营住宿，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班十几位同学在兵营度过了建军58周年。

  1986年暑假，副班长李春生组织同学到河北野三坡旅游两天。当时野三坡刚被开发，旅游设施很不完善，几间民房悬挂着宾馆的招牌，交费时告知只剩一间屋，无奈十几个同学挤在一间农舍里。农村大炕一边睡男生，一边睡女生，中间是董征同学7岁的儿子，原生态的旅游以及爬山、涉水、攀岩、吃农家饭，令同学们流连忘返。

  新生入学报到时，我们班有正式党员15人，占全班总人数的47%。经计划统计系党总支批准，成立了干修班党支部，选出了支委会成员五人。包括书记樊京陆，复员军人，来自于北京医用低温设备总厂。组织委员嵇李，复员军人，来自于北京机械施工公司。委员冯家驳，来自于北京贸易信托公司。委员王玉琦，来自于北京煤炭总公司。委员吴会斐，来自于北京西城区政府。他们在原单位都担任过支部工作。

  作为专修科学生，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入学后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学习。文化基础差的同学更是惜时如金，求知若渴，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求教，刻苦钻研每一道难题，逐步掌握了学习方法，各科成绩逐步的提升。这里包括多位入党积极分子，他们积极向上的表现，给大家留下良好的印象。

  支部大会就“学习期间是不是能够发展党员？”“怎么发展党员？”进行了讨论。时任系党总支书记的赵桂青老师在听取了樊京陆的汇报后说：“按照党章规定，专修科是可以发展党员的。专修科学生是由各级党委组织部推荐来的，在原单位都有良好的表现，要积极发展那些刻苦学习、热爱班集体、积极靠拢党组织的年轻人入党。”后来王骏老师接任系党总支书记工作，她与系党总支副书记马平老师一起，共同推进了干修班的组织发展工作。

  当时专修科学生学习任务繁重。从1984年起，国家急需使用干部，有关部门发布文件，缩短专修科学制，时间从三年调整为两年，但是课程设置和总学时没有缩减，每周课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发展党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党支部对组织发展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五位支委每人负责三位积极分子的外调，工作都是课余时间进行的。

  两年里，党支部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方针，坚持“慎重发展”的原则，将六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发展为预备党员。他们是：陈泽奎、孟繁鑑、高少杰、邢荣立、黄培、张世娟。支部还为三名预备党员办理了转正手续。

  党支部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同学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推动班级的团结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我们入校新生报到时，全班32名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几位都是新高中生，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或者员。他们朝气蓬勃，充满了许多活力，学习成绩优秀，根据系党总支批准成立了干修班团支部，书记是高少杰，来自于北京市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团支部没设委员，组织活动服从于学校团委的指令。

  1984-1986年，学校团委组织了两次较大的活动。第一次是1985年秋季，校团委发出倡议，要求各团支部周末组织一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到北京西山采摘“国槐树籽”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理解当年采摘“国槐树籽”为何需要如此的兴师动众？那时中国工业落后，198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仅8759亿元，十年“文革”大搞阶级斗争不抓生产，致使原材料物资供应极度紧张，一些轻工业生产因没有化工原料面临着停产。而国槐树籽具有很实用的经济价值，种仁含有淀粉，可供酿酒或作饲料，种子还是很好的化工原料，可以榨油制皂和供应工业用，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统计干修班团支部积极做出响应号召，顺势而为地组织了一次郊野骑行活动，5—6名同学骑着自行车到西山忙碌了一天，采摘国槐树籽一大书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4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也退休了。回顾我们班同学走过的路，改革开放给咱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运用学校传授的知识展开飞翔的翅膀，在工作中勇担重任，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为中国经济起飞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校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作者简介：黄培，1952年生，曾在内蒙古兵团放牧，回京后在汽车场修车。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工作多年，高级统计师。现已退休。